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环境治理已然成为现代国家任务的主要议题，宪法对于国家任务的变迁和环境事务的经验与事实应当有所回应。

再次，在对象上，它要求工作型合宪性审查实现对法律草案、生效立法的审查全覆盖。当然，这也不影响宪法判断决定的重复适用，因为公法案例具有公共行为准则的功能。

所有的提交审查对象——包括法律草案、生效立法等，都必须经过这个程序。在区分了法案类型并对涉宪法法案进行合宪性讨论之后，发现法案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合宪性审查，此时可以设定一个主体——如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或三分之一以上委员，将法案提请至合宪性质疑程序。第二阶段是普通审查阶段。[36] 关于这种宪法解释，参见苗连营：《宪法解释的功能、原则及其中国图景》，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本文设计的程序概括为一个目标、两个入口、三个主体、四个动因、五个机制，这将是一个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为中心的集中、统一、权威、专业、高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有利于真正有效落实和维护宪法权威。

四、合宪性质疑程序的运行方式 无论是从立法审议入口展开的针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还是从提请入口展开的针对生效立法的合宪性审查，最后对审查对象合宪/违宪的判断都是置于立法权内部的合宪性质疑程序之中。将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权力集中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二）及时准确原则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都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准确原则，[24]有必要进一步界定及时与准确的内涵和外延。

实证法的竞合与冲突很大程度上与解释问题交织在一起，应该从立法目的和保护法益等方面综合考量，选择符合宪法的解释方案进行适用。所以《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信息公开的权力配置更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更符合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诉求。[33]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4页。六、结语 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患化解重大风险，政府需要依法履行疫情信息公开职责。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条后两款进一步细化了传染病疫情信息的公开规则，即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各自管辖范围的疫情信息，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信息。

治理时代的来临呼唤多元共治，回应型法治不同于压制型治理与自治型治理，强调法治的开放性和弹性，追求合作治理以更多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在疫情信息共享过程中，涉及到感染者的个人信息时，应当符合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障标准。（四）明确功能适当的信息内容分层规则 公法中的功能主义风格关注的是权力运行的功能与效率，[45]在功能适当原则的指导下，既能够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又能够良好地完成行政任务，实现理性化治理。各地方行政机关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可以依据原则制定相应的信息公开指南。

《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其次，在行政系统外部，政府在信息收集——公开——利用的整个过程中居于统领地位，其他非政府主体可以在信息公开的前端扮演辅助角色，构建多元化的信息公开机制。（一）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规则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公共危机的治理不仅仅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且需要发挥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机能，建构一体多元化治理体系。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当然，由政府组建的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这种非常态化的应急管理机制应对风险的能力也是不足的，未来有必要在政府下设应急指挥部，建立突发事件的常态化治理机制。[16]如果按照这种适用规则，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公开规范依据应是《传染病防治法》。

比例原则要求信息公开涉及两种利益权衡时，选择一种最符合目的，而且损害另一种权利的手段也较小的方式。[47] 参见胡文涛：《我国个人敏感信息界定之构想》，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

疫情信息公开是政府的法定权力，这项权力影响到行政相对方未来应对风险的条件和能力乃至生命安全法益。关于及时性的判断标准，并不是说越早越好，需要引入专家进行风险评估，考量疫情公布之后可能引发的社会恐慌与疫情本身导致的危害之间的利害关系。杨登峰：《法律冲突与适用规则》，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9页。其二、在疫情信息发布原则方面，将《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第4款修改为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遵循统一领导、及时准确、风险沟通、隐私保护等原则。《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4条规定了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人员等随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等内容，为风险沟通原则提供了依据。该条蕴含个人隐私信息的安全保护原则。

另外，个人敏感信息概念是联通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的桥梁，个人信息中的敏感信息属于个人隐私。[3] 参见汪进元、周维栋：《关于增修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权利限制规范的立法建议》，载《法制日报》2020年3月18日第9版。

该法第4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并宣布进入预警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中的每日通报相关疫情信息，就可上升为一项常态化公开规则。

[17] ［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 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由此，在权力与权利的协作中，发挥信息治理的资源协同效应。

[23] 参见郭春明：《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但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实践中，各有权主体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立法目的都包括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这是立法者对宪法价值具体化的表现。尤其是在风险高速变化的前期，信息的公开要高度及时和频率集中。

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公开不仅涉及到政府信息公开，还要公开个人信息，在公共利益的目标导控下，需要兼顾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维持权力与权利的协调平衡，据此建立以下原则。[23]如果将这种权力分散到各个部门，过度强调各个职能部门的分工，容易导致部门主义和碎片化治理，无法实现信息的统合协调。

个人隐私的保护还要求尊重个人信息自决权，除了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为了疫情防控需要外，任何主体未经信息主体同意不得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很显然，上述两部法律关于疫情信息公开的权力主体和内容是相冲突的。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都没有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公开提供明确的适用规则。在公共卫生防治方面，涉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的主要是《传染病防治法》。

法律变动时间的确定应该以法律实质上发生变更的时间为准，在法律形式和内容变更相分离时，应以内容变更为准。按照信息内容的重要程度，可以建立内容分层的公开规则。[32]但偏向保护公共安全的同时，不得侵犯基本权利的核心领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发布迟滞与应对不力问题，主要就是由于上传下达的科层制管理缺陷与部门化的条条治理体制壁垒。

此次疫情暴露了现行法律存在的矛盾和疏漏，法律本身也需要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适应风险社会的法治需求。在疫情发生初期，各种非正式信息可能会迅速传播，政府通过权威渠道发布准确的信息，有利于抑制假冒伪劣信息的扩散，谣言也将不攻自破。

信息链理论表明，数据可提炼出信息，信息是经加工的数据。[18]按照阿克曼的紧急状态宪法理论，必须设计一种新的宪法框架，一方面允许行政机关采取措施来应对紧急状态，另一方面要避免对公民权利的永久限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公开需要兼顾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因此应该遵循统一领导、及时准确、风险沟通与隐私保护原则。当然，在未发生疫情的正常情况下，也应该在每年的季节性流感来临之际，公开相应的注意防患事项，以备不时之需。